作者：陈凯华（中国科学院大学长聘体系特聘教授），张超（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院特别研究助理）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进一步指出，要“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习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大范围的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数字中国的建设目标之一。数字技术能够赋能治理主体高效互动、治理决策过程科学、治理任务完成智能和治理领域管理精细，从而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撑。

  随着数字化不断融入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国家治理的理念、规则、制度与方式正在被重塑，不断改变社会经济运行体系并与科技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深层次地融合。相应地，数字技术能够改进或提供新的治理技术、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助力打造智能科研范式、保障产业创新活动稳定高效、增强对社会运行的态势感知和处置能力。也正因如此，主要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均在加速运用数字技术，比如，欧盟通过发布《2030数字罗盘：欧盟数字十年战略》《人工智能法》等，不断强化新兴数字技术治理并引领全球规则；G20、G7、OECD、APEC等国际组织均已常设数字议题，涉及发展、监管、治理、贸易投资、金融、知识共识等6大类22个方向，数字议题覆盖面显著扩展；美国通过制定《美日数字贸易协定》加大与盟友和伙伴的政策协调，塑造联合一致的数字治理规则；德国通过发布《数字化实施战略》以推进社会、经济和科学所有领域的数字化进程等。因此，如何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抓住历史机遇并在未来世界格局中保持战略定力和把握战略主动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国为此做出系统布局，集中出台《数字安全法》《“十四五”数字化的经济发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数字治理法律和法规，加快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制定步伐，提出了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系统性突破、智能算法的快速发展以及算力产业的日渐成熟，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应用程度不断加深，这些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一些初步应用展现出显著的成效，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但与此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是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的应用远远落后于现实需求，需要全力发展支撑国家治理的信息技术。一方面，数字技术带来一系列治理问题是需要发展新技术来应对。例如，数字化极大改变了我们的社交网络结构，也带来“信息茧房”和“观点极化”等隔离和撕裂。需要深入分析技术发展的现状与挑战，准确识别数字技术带来的治理问题以及治理现代化对数字技术的需求。另一方面，应用场景的扩大要求加快数字技术更新迭代，同时将产生颠覆性数字技术突破的可能性，以满足新的治理需求。因此，需要从需求侧进行场景分析，以及对相应治理场景的技术需求和技术突破的需求来做分析。与一般性社会需求不同，即便没有自上而下的推动，符合一般性社会需求的信息技术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发展起来，但是对于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多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因此就需要对之进行大力支持。

  二是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化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不匹配，带来一系列新的治理问题和挑战。目前，我国用于国家治理的数字技术发展相对落后于数字化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数据孤岛的治理技术挑战、技术风险的治理能力挑战、发展和安全冲突的挑战。一个典例是数据孤岛问题，治理体系中的诸多部门均倾向于独自构建信息系统，数据难以共享和共治，需要研发可扩展、可迭代、保障民众信息安全的数据治理技术，从根本上打破数据孤岛，真正的完成精准决策和精细化治理。另一个典例就是算法公平或算法黑箱问题，不仅需要研制算法公平和算法安全治理技术以保障公平与公正，还需要国家的战略倾斜以促进更多科技力量投入到此类没有商业经济价值的治理技术中。

  三是数字技术所提供的新型治理工具和治理模式与现有治理体系不相适应，为国家治理带来数字秩序困境。一方面，数字技术的研发、数字产业的产业链、数据的产生与使用，将会引起司法管辖与执法权力的碰撞，造成数字政府的界限模糊与重叠。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能源、通信、交通、医疗以及金融等每个方面的广泛参与和相互联系，将导致数字安全问题具有了一种动态的复杂性和深度的耦合性。最后，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人机冲突”不断涌现，人机协同和人机信任难度不断加大。当前的数字技术在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既要求专业化的部门分工，如数据的标准化和归一化等；同时又对人机协同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人机混合决策、人机综合研讨等。这要求我们研制可解释、可信赖的人机协同技术，以更好应对人机信任问题和人机协同带来的诸多挑战。

  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影响也是系统性的。数字技术一方面能够逐步推动国家治理智能化、科学化、精细化、高效化从而加快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将会面临数字治理所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以系统思维巩固发展数字技术底座，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强化重点领域治理体系数字赋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的深层次地融合，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性治理，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加强立法统筹协调，提高国家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坚持系统性谋划和体系化推进，协调安全与发展、统筹效率和公平、平衡活力与秩序、兼顾技术和伦理、把握整体和重点，提升全方位多维度综合治理能力。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有关部门加强对数字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聚焦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网络治理、科技治理等不相同的领域，建设数字技术嵌入的协同治理平台，积极应对数字时代的数据要素治理、算法治理等新型治理范式。

  二是巩固发展数字技术底层架构，构建支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字技术体系。打造开源、开放、交叉的协同创新环境，推动数字技术设施、数字要素等公共品建设和制度设计，为面向国家治理的数字技术开发和迭代提供低成本的开发环境。把握技术发展关键痛点和治理场景现实需求，构建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数字技术生态。聚焦司法、医疗、科技、应急管理等技术驱动效应强的典型治理领域，从技术供给侧进行技术推演并从需求侧进行场景分析，同时以此为依托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来推动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应用场景的深层次地融合，促进数字技术供给与国家治理需求对接。

  三是格外的重视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系统复杂性和科学技术支撑，促进技术与制度双向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推动信息技术发展的同时完善制度设计，确保技术发展应用与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多元价值”追求的动态平衡性、协同性与统一性。充分的发挥人机融合的新优势，构建更加系统化的多层次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更加智能化的前馈-反馈协同调控策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效能。坚持以人为本、包容、可持续的数字化发展理念，制定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治理原则，以实现人、技术、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构建面向多维度、多尺度数据的风险感知平台，推进数字技术风险监督管理体系建设，防范各类风险叠加可能引发的经济风险、技术风险和社会稳定问题。

  （本文系中国科学院学部重大咨询项目“数字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研究”[2022-ZW14-Z-027]阶段性成果。）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