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管宁指出，中华民族在农耕时代就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灿烂文化和辉煌成就，变成全球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展示了中华文明深厚底蕴、坚韧品格与历久弥新的生命活力。这一活力源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得益于优秀文化基因，更得益于充满创新活力的文明智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是模仿重复、故步自封的延续，而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延传。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在创新中更迭发展，不断展示着东方文明与华夏风采。中华文明的伟大精神在创新中绽放异彩，持续装点着华夏文明的艺术殿堂。面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我们要深入探究民间传统文化精髓与发展规律，加强对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使中华文明之脉生生不息。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璀璨之花，其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还来自其统一性与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艰难曲折并在探索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这既得益于“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民间传统文化智慧，也得益于融为一体的各民族文化，还得益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共同信念。这种统一性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开放、包容的融合为一，是在统一性基础上秉持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是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统一性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稳定基础，包容性为统一性注入充沛活力。在现代文明的制度形态建构中，我们既传承弘扬、创新发展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智慧，又积极借鉴、兼收并蓄世界各国现代化先进经验。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而不间断，还在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表示，数据是重要的新型财富，数字化的经济在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国家财富中的比重一直上升，未来世界经济的竞争特别大程度上是数字化的经济的竞争。建立数据保护立法制度，推动和保护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需要研究解决数据确权和保护问题。一方面，数据确权有利于激励数据生产。只有保护数据财产，才能使人们产生未来取得利益的合理预期，由此产生投资、生产数据的意愿，产权的激励效应由此得以发挥。另一方面，数据确权有利于促进数据流通。其既能为数据流通提供了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由此减少了相应的法律风险，又能有利于减少数据流通的障碍、降低数据流通的成本。此外，数据确权有利于解决“数据孤岛”困境。在承认数据处理者对数据的权利后，数据处理者能自己利用或者许可他人利用有关数据，既保障了数据处理者的权益，更有助于通过市场手段促进数据的流通与利用。当然，需要明确的是，数据确权应当是对数据处理者确权，而不是确认每个用户或数据来源者对作为非个人隐私信息的数据享有财产权。在数据中包含用户个人隐私信息的情形下，通过个人隐私信息保护规则已经足以保护作为自然人的用户的权利，特别是个人隐私信息保护规则既注重保护个人的人格权益，又通过民法典、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法所规定的损害赔偿制度实现了对个人隐私信息财产权益的保护，而没有必要再额外通过确认用户对作为非个人隐私信息的数据享有数据财产权益的方式对其提供保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许召元表示，营商环境直接影响到每一个经营主体的成长、创新和发展，影响到所有经营主体的活力和增长动力，是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当前应聚焦4个方面持续来优化与完善。一是全面优化有利于质量强国建设的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只有建立这样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消费者能够获悉产品质量信息，才能使高品质的产品更易于获得消费者认可，实现优质优价，才能更好地利用市场力量带领企业实现质量升级。二是以治理账款拖欠为核心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助力经济发展效率变革。当前对于解决企业之间的账款拖欠问题体制性、机制性办法不多，还没有将这样的一个问题作为企业信用的重要方面，需要在解决好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拖欠经营主体欠款的基础上，进一步着力解决企业之间的拖欠账款问题，在时机成熟时将拖欠账款作为企业信用的重要方面。这也是扩大制度型开放，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建设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三是进一步强化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动力变革。全面建立并实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是进一步落实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环节。创新本就是高投入高风险的活动，创新能否成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创新取得的成果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被假冒或侵权时得不到充分的赔偿，将极大地打击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四是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塑造更加有利于扩大内需战略的营商环境。要不断促使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再上新台阶，更快地形成花了钱的人国货“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的局面，对促进扩大内需发挥重要作用。

  北京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魏志奇认为，面对全球科学技术竞争的新挑战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要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就必须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使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协同共进。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既不能只强调开放创新而忽略自主创新，也不能只强调自主创新而排斥开放创新。一方面，要在开放环境下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比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加需要加强自主创新。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中的创新。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能大大的提升自主创新的技术起点、缩短自主创新周期、降低自主创新成本。要用好全世界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更高水平上推进自主创新。另一方面，在开放创新中要格外的注意培育核心技术的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若无法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不仅不能培育和提升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而且还会形成对技术引进的依赖。激烈竞争的世界里没有免费的午餐，必须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不断培育和提高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特别是要搞清楚哪些是可以引进但必须安全可控的，哪些是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哪些是可以同别人合作开发的，哪些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创新的，进而采取不同的创新策略，区分不一样的情况、采用不一样的方式推进创新，慢慢地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